丹麦政府决定自5月31日起关闭驻伊拉克大使馆

其结果，往往是‘治法存、法治亡，如果我们要实现有节度的自由、有组织的民主、有保障的人权、有制约的权威、有进取的保守这样一种社会状态的话，那么，程序可以作为其制度化的最重要的基石。

[36]所以，我国要实施宪法，实行法治，就必须打破潜规则，而打破潜规则的可靠路径之一是普及程序正义理念，加强程序法治建设。[17]这两位学者点破了一个为许多人所讳言的事实——当前我国的民主并不发达。

要使这些职权不被悬置，则宪法委员会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利用各种机缘，促使宪法监督制度有效地运转，进而达到通过限制国家权力来保障人权的目的。我国传统文化的转型萌动于清末。这一分析完全适用于对权利（人权、民权）文化的分析。（一）权利文化 制度的产生和运转，受政治、经济、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但诸多因素归根结底是通过文化起作用的。这是所有国家（地区）宪法守护者都应具有的品格。

我国的宪法保障制度是宪法监督。第三，经济分权，中央权力的下放，最主要的是经济权力的下放。谁来追究终身责任？追责主体分为追责建议主体和追责决定主体。

在《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中，规定了三个层次的主体：一是线索的发现、反馈主体。在党政同责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分清行政首长的决定权与党委集体负责制的权力之间的边界。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关键在终身，即无论涉事者调离、辞职、退休等变动，都要承担相应的决策责任。一要建立一套普遍、公开、细致的问责事由标准。

责任终身追究并不是要求所有的责任类型都能无限期地追究。除了《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是国家法律，其他多为国务院条例、规范性文件或党内法规，对决策失误问责总体上内容较宽泛、不够具体。

从整个问责程序来看，属于同体问责的制度设计。问责标准不明确，问责过程不透明，公众力量难以介入其中。终身追责追哪些责任？当前，随着纪法分开，纪在法前，责任追究的重心已经从行政责任法律责任更多地转向政治责任道义责任，并集中体现在组织处理和党纪责任的追究上。在制度设计中，应从体系衔接、责任对接、细化标准等方面予以全面科学考量，重点考虑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同时，终身责任追究的过程也应向公众公开，增加透明度，以公开保证责任追究的正当性。关于决策失误的追责事由在《行政监督法》《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相关制度规定并不明确。但不同责任追究方式之间的边界是什么、衔接的接口又在哪里、衔接的程序如何运行还需要进一步明确。由政府直接任命的部门干部由政府决定问责。

严重的组织处理、党纪、政纪甚至法律责任并处。在决策执行后，民众享有知情权，能够客观地对决策效果进行评估，确认责任主体，便于公众行使对重大决策失误情形的线索反馈、建议追责等权利。

当责任追究法律责任，又没有超过时效，则各类责任追究没有影响一是要明确人大在责任追究中的决定作用。

由权力体制内部主体提出问责建议并作出决定。怎样完善这一制度 当前，亟待制定统一完善的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规范和指导各地追责的实施与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推进决策公开、结果公开。要根据决策不同阶段细化责任追究标准。来源：《学习时报》2016-07-21 进入专题： 重大决策 终身责任追究制 。同时，终身责任追究的过程也应向公众公开，增加透明度，以公开保证责任追究的正当性。

二要明确决策阶段的追责标准。如果超过法律诉讼时效，则追究除法律责任之外的其他责任，而免予司法追究。

明确终身追责与时效制度的对接。二是规定完备的追责程序，如提案、立案、调查、申辩、审议、决定、复议、申诉等，保证被追责人的合法的救济权，违反法定程序的责任追究无效。

责任根据性质可分为政治责任、道义责任和法律责任，具体又表现为不同的责任追究形式。谁授权谁问责，是一般规律，权力最终来源于人民。

但刑事、行政、民事诉讼制度中都有相应的时效制度的安排。失误是指主观上存在过失，采取的是主观过错原则，主观过错的认定标准应进一步细化，如规定应为而未为等外在行为推定主观是否存在过错。从目前的责任追究实践来看，情节较轻微，适用组织处理。可见，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突破了时间界线，这意味着自决策之始，追责如同一把利剑，高悬于每个决策者的头上。

主要领导责任、重要领导责任、直接责任都需要明确区分。由政府直接任命的部门干部由政府决定问责。

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难在哪里 目前，除了一些地方出台了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之外，全国性的直接规范重大决策终身责任制度尚属空白。除了《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是国家法律，其他多为国务院条例、规范性文件或党内法规，对决策失误问责总体上内容较宽泛、不够具体。

终身追责追哪些责任？当前，随着纪法分开，纪在法前，责任追究的重心已经从行政责任法律责任更多地转向政治责任道义责任，并集中体现在组织处理和党纪责任的追究上。决策程序一般可分为调查、设计、选择、评估纠正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决策者或者执行者应依据什么标准承担相应的责任必须在制度中予以明确。

纵向上，党政之间、正副职之间、不同层级之间的问责应作出规定。严重的组织处理、党纪、政纪甚至法律责任并处。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关键在终身，即无论涉事者调离、辞职、退休等变动，都要承担相应的决策责任。当责任追究法律责任，又没有超过时效，则各类责任追究没有影响。

《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相对明确地规定因决策严重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要予以问责，但这一制度并没有回答怎样才是决策严重失误、重大损失、恶劣影响。而行政首长负责制的情况下，则由行政首长承担主要领导责任，分管领导承担重要领导责任，直接工作人员承担直接责任。

规范领导干部问责的现行制度有《公务员法》《公务员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纪律处分条例》《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等。终身责任追究对决策者产生了更为重大的影响，在程序设计中应充分考虑体制外民众、舆论因素的参与，才能作出为公众和当事人所接受的责任追究的处理结果。

政府及其相关机构的领导干部由产生它的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决定问责。在制度设计中，应从体系衔接、责任对接、细化标准等方面予以全面科学考量，重点考虑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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